《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主要内容简介：在以“学术散文”的方式串联中唐文学文化史的尝试之后，《晚唐诗》貌似又回到了传统的文学史架构，以对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的新颖而精审的解读，来勾勒处于中唐余韵中的晚唐诗歌，如何在“回瞻”与“迷恋”中既实践着独立的诗歌“写作”，又恰如其分地记录了大唐王朝逐渐解体过程中文人们的体验、情感和他们视野中的世界影像。而对当时诗歌语境和手抄本文化的揭示和强调，又使《晚唐诗》的文学史视野别具怀抱，从而对重新理解晚唐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和历史转型饶富启示。

本书是文史名家黄永年先生以北朝隋唐史专题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一部政治史著作。全书共分十五章，系统讨论了北齐、北周至唐宪宗时期的政治发展演变。作者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着手，考辨史料，抉发历史真相，解释政治现象。全书脉络清晰，多树新义，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推进，如北齐内部的文武之争、唐初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武则天掌权后形成的“李武政权”、玄宗时期的内朝和外朝之争、神策军的政治本质等，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北朝后期至中唐的政治演变历程多有启发。同时，作者围绕许多重要问题，对旧史记载及现代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不少商榷意见，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本书观点鲜明，见解精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和研究北朝隋唐政治史的必读书。

本书作者从宏观审视古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认为自魏晋起，历史进入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这个转型到杨隋唐初实已完成，此后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这种地主制度社会在世界上似为中国所独有，而其在政治制度、治道政略等诸方面，更有一系列看似史家已作出定论的问题，需要从微观上重新剖析和宏观上重新估量互相结合的意义上，再作深入探讨。全书脉络清晰，多树新义，旁证博引了大量从未经人注意的新鲜资料，而文笔流畅，娓娓可读，既是学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珍贵参考，也为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一种通俗化表述的历史读本。

本书是文史名家黄永年先生以北朝隋唐史专题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一部政治史著作。全书共分十五章，系统讨论了北齐、北周至唐宪宗时期的政治发展演变。作者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着手，考辨史料，抉发历史真相，解释政治现象。全书脉络清晰，多树新义，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推进，如北齐内部的文武之争、唐初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武则天掌权后形成的“李武政权”、玄宗时期的内朝和外朝之争、神策军的政治本质等，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北朝后期至中唐的政治演变历程多有启发。同时，作者围绕许多重要问题，对旧史记载及现代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不少商榷意见，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本书观点鲜明，见解精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和研究北朝隋唐政治史的必读书。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一句中国流传已久的谚语。三百六十行乃是对街坊市井各种谋生行当的通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街道上的行当日渐增多。宋元时代已有一百二十行的说法。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已经增为三百六十行，这个泛称行当众多的数字一直延用至今。这本画册就是19世纪上半叶中国三百六十行的真实写照，它所描绘的是当时广州的市井生活。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版本学》。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展开全部)

本书作者是哈萨克斯坦汉学家克拉拉·哈菲佐娃·沙伊苏尔坦诺夫娜教授。她毕业于塔什干大学东方学系，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获得副博士学位。苏联解体后又在东方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她先后工作于哈萨克阿里·法拉比民族大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现在是哈萨克斯坦凯纳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教授、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所集是作者伊凡·威廉斯四十多年所致力研究的，产生于19世纪广州的外销工艺品——通草纸水彩画的成果的全体内容。书中除向读者介绍通草纸水彩画的成因、材质的制作、主要的生产者及通草纸水彩画在欧洲各国流传的历史，同时配合图片以主题形式向读者详细介绍当时中国广东的一些风俗。最为难得的是，书中图版的200多张通草纸水彩画是从欧美各国29家博物馆及画廊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极具代表性、极其精美而且国内罕见。本书中英文对照，中文部分由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译编。